#紀錄片

How do you run a city when you don't have a country? 沒有國家的城市，到底應該怎樣治理？紀錄片《市長先生的完美任期》Mayor 的劇情概要是這樣寫的，不過電影開首早已交待了答案—解決周邊的小問題開始。美國導演 David Osit 跟拍巴勒斯坦拉馬拉 Ramallah 的市長 Mousa Hadid，電影開頭已經參加幾個會議。Mousa 市長親力親為，戲裡他在 Ramallah 走來走去，總是與人打招呼和交談，聆聽市民的投訴，面對的都是十分零碎的市政問題— 如何向外界宣傳   Ramallah 的 City Branding、到小學檢視設施、

2017 過了一半回顧一下，最開心是看了更多紀錄片，這年入場觀看電影近半也是紀錄片。今晚看馬智恆導演的《岸上漁歌》，觀後想到兩點。 1. 流動的文本 文本之變動，漁歌世代口耳相傳，情調音韻不變，繼承者歷代卻會把歌詞自行刪減增補。每一代的相傳，其實讓不同曲目歷久而嘗新。甚至某些場合的唱者可以自由發揮，按所思所願頌唱，這是漁歌和時代曲最大分別。沒有跟著歌詞，沒有樂譜，這種變動，聽眾可以賦予不同意思和意義，同時局限單獨詮釋文本的空間。再者，漁歌的文化，由現場，轉化到錄音帶、影片、甚至學術研究書上的一紙歌詞，詳細考究曲詞的內容。媒介的轉變會或多或少影響觀眾、聽眾如何接收。看著教授從漁歌錄音騰寫

家作為空間，是導演黃惠偵每一天和母親居住的地方。說自己與母親每天對話只有「今晚食甚麼」「好啊」。由 Home Video 到要拍一套獲資製作的紀錄片，才能逼使自己和母親進行是簡單平常不過的對話。 映後座談中，導演提到我們活在一個以標籤為先的社會。我們以「女同志」、「家暴受害者」、「輟學生」等一句去概括問題的根本、當事人的經歷。當社會變得更加扭曲，再多問題發生的時候，我們便慢慢淡忘人人生而不同，而把創傷經歷籠統整合。這部電影就是一個自我宣言，既是個人對母親的一封情書，也是寫給世界的一封信，告訴其他相近經歷、曾被標籤的當事人：你並不孤單。

黑夜中，繁忙交通如流光逝過，行人天橋有位把著啤酒的大叔走過，畫外有人問：「這是今天第幾杯？」他才茫然道出，把酒消愁的因由。那是劉繼蔚律師，鄭捷在捷運隨機殺人惹來全台的憤怒，他自願當了他的辯護律師，負上「魔鬼代言人」之名，連他的母親也責怪他不要再亂接案子。不過，劉律師酒後吐出的一番話十分動人。他說這樣的判決是迎合社會的期待，屬意料之內，但判決內容卻未能解答自己的疑問。「社會拒絕接受像鄭捷這樣不完美的人，那麼像我這樣不完美的人，是不是也會被社會拒絕呢？」不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人權律師仍抱著專業的法律精神及同理心，為每一單案件裡的弱勢者出庭辯護，是公義所在之處，人人也有受審、公平審決的機會，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