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書本說到文字，雜誌到網絡媒體，十二月七至八日的九龍城書節均對香港的文字工作帶來不少啟示。筆者出席開幕，由陳智德、張鐵志、俞若玫和梁國雄的「文字．革命．生活」講座和第二天張鐵志與劉細良對談的「媒體與轉變中的香港：《主場新聞》vs《號外》」，兩個講座也不約而同地講及文字掀起的變革，本文將以筆者思路拼湊而無分兩個講座的先後。文字的力量已變得越來越大，更非專業人士的專利，順應著時勢也許能掀引浪潮，對社會和文化帶來更大的衝擊。 最早的文學就是歷史，所以先從歷史說起，陳智德說自己寫《地文誌》是因為本土缺乏聲音，去將一代的歷史傳給下一代。「關於香港本土歷史的教育課程，同學去到 1842 年南京條約割讓香港

Emma Watson 主演的 The Perks of Being Wallflower，Mary Elizabeth Winstead 主演的  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 ，Keira Knightly  主演的  Seeking a Friend for the End of the World，Zooey Deschanel  主演的 Yes Man ，這套電影有甚麼共通之處呢？ 繼上次講及女性於荷里活電影中的形象，再談女性於電影中的角色定形。荷里活電影的劇本公式化，題材萬變但劇情千篇一律，影評人 Nathan Rabin  看完 Elizabethtow

有時有些事有些人，捉不緊轉身已經抓不住。 - 天還在醞釀著早晨，染上一片藍，我卻在焦急的對話中醒過來。 - 天橋上看見投上大廈的紅藍燈影，話不多，只是默默看見一架輪椅從轉角推出來。 - 回程的計程車走著同樣的路，流走的風景，不一樣的心情，天還是未亮，城裡多少人是醒著？ 我們對自己不認識的東西而感到畏懼，古時的天狗食日原來是罕見的天文現象，可能死亡也只是我們還未明白的轉化。有人將死亡與堅強拉上關係，我卻在想也許只是時間逝去或接觸多了，變得不易動情。好聽一點是堅強，難聽一點是麻木，好像急症室的醫生和接報到場的警員一樣。面對離去是痛苦的，苦源自「有」到「無」的對比，空了的椅子，遺留在門邊的鞋，走到嘴

香港的電影分級制度，只是按電影內容決定適合觀看的觀眾年齡。但最近瑞典有電影院決定增加新的分級制度，讓觀眾能得悉該套電影有否性別偏見。新的分級制度源自美國漫畫家 Alison Bechdel  於 1985 年畫的漫畫。漫畫中的女主角自嘲她自己 1979 年看過《異形》後，六年以來也沒有進過影院，因為她看電影有三個條件： 1. 有兩個有姓名的女角色 2. 她們曾於電影中對話 3. 講及任何不關於男性的話題 這三個原則繼而便成為了 Bechdel's Test，判斷一套電影是否性別偏見的其中一個指標。事實上，二千五百部電影當中，不足一半的電影符合這三個原則。魔戒三部曲、星球大戰、社交網絡、阿凡達、

斷線給人的感覺是反面的，因為我們自幼認知事物都是完整的，斷了是不完美的狀態，重新連接是我們應該做的事。電影《斷了線》探究廿一世紀科技帶來的影響，反思網絡的意義。電影由三個故事串連在一起，痛失兒子的母親於網上討論區尋找同路人、記者於成人視像聊天室尋找訪問對象、兩個貪玩青年跟自己同學開玩笑，申請假 Facebook 帳戶扮女生結識他；三個故事裡的角色湊巧地也有少許的聯連，提醒著觀眾同樣的事每天也在自己身邊發生。 由多個故事串起的電影常有角色穿鑿附會的通病，免被標上短片集之名。《斷了線》如是，但每個故事不是著眼於科技而在人物關係之上—成人聊天網站的無知少男、尋找慰藉的母親、被虛假女生所騙的自閉男孩，

Jesse: You know what's the worst thing about somebody breaking up with you? It's when you remember how little you thought about the people you broke up with and you realize that is how little they're thinking of you. You know, you'd like to think you're both in all this pain but they're just like "H